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30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大清楚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12月，我出过一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2005年重印时改名《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08年是这场大讨论30周年。本文简要地叙述这一历史事件，以使读者对此有基本的了解。但本文不是简单重复过去所讲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近些年来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新收获。

　　历史转折呼唤实践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党全民全军欢欣鼓舞：中国有救了！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了！当时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阵欢欣鼓舞之后，人们开始沉思。

　　此时，人民群众思想上有两大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二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我们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这两大困惑集聚到一个焦点：毛泽东有没有错误？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多年来，个人迷信盛行。人们相信，毛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照着办，就能无往而不胜。这不仅是思想，也是感情。那时，对毛的思想和主张，即使是怀疑，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特别是，当时的领导人又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这是10年“文革”中常用的一种形式，表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文革”后竟又一次使用）。这篇显示最高权威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这“两个凡是”，就根本不能谈毛的错误，根本不能谈纠正10年“文革”的错误，也根本不能谈改革。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才能前进，但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邓小平首先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邓于1977年4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他多次讲，“准确完整”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但“准确完整”的直接对立面是片言只语，它以理论的正确为前提，是强调要“准确完整”地理解，还没有触及理论和路线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指出10年“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是错误的。

　　胡耀邦1977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他这个说法明确指出了要纠正错误，但没有涉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允许）。怎么办？胡耀邦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办后，就是这样搞的。怎样分辨是非呢？当时主要是以马列和毛的原著为依据，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革”期间的错误理论观点，开始时效果也很明显。但随着问题的深入和展开，遇到了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是非问题都能从原著中找到相应的答案，特别是“文革”理论，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更不可能用这个理论来分辨是非。形势的发展要求人们回到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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