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2日,冯玉祥与郭松龄签署密约,23日郭通电反张，24日,冯玉祥也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1925年12月7日，《京报》刊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以作配合宣传。

　　由于郭松龄在直奉前线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张，一度使张面临下野出走的绝境。后来郭虽然被平定，但邵飘萍已经在张作霖必除之而后快的黑名单上。当然此前张也怀“仁心”，希望用三十万的巨款收买邵，创下旧中国最贵的言论舆论收买价格。但被邵拒绝。邵飘萍在被捕后，北京报界曾说情于张学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舆论”之意释放邵，但游说未果，被捕两天后，邵飘萍被枪杀。

　　张学良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他自己已经留下了答案。据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

　　“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即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当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

　　从以上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开始的时候，张学良还以“宣传赤化”，此事由大家集体决定作借口搪塞众代表，但在代表再三恳请三个小时后，张终于说出了实情，“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如果是犯了别的错误，张都可以和他“私逃”，但这次反叛倒戈，“余实无法援助”。如果不了解邵飘萍和此事的关系，很难理解张学良为什么突然扯到这个事情，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邵飘萍在此事上的角色。因此,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决没有与郭松龄来得紧密，因此对这个“挑唆”自己的密友,反对“老帅”，而至丧掉全家性命的“教唆者”，一定要杀之以平心头之痛。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已经使张学良在父亲面前无法交代。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作霖痛心之深。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在关键的时候拒绝援手――杀邵飘萍，的确有向父亲表衷心的意思。因此邵飘萍的被害，表面上是因为宣传苏俄、“宣传赤化”，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军反对奉系张作霖，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暗中联络冯玉祥和郭松龄，促成郭松龄前线倒戈,却落得兵败命丧的结局，而张学良与郭松龄情同师生手足、惺惺相惜,在痛惜的同时，还面临着父亲张作霖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邵飘萍缓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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