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澳洲军队便在大清国的首都当起了警察。太后和皇上早就跑得没了影，列强的军队便同时担负起民政工作。澳洲军队任命了几名军官出任法官，专门处理中国人之间的纠纷。

　　澳洲的随军记者韦尼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报道了一则很有意思的纠纷。纠纷的双方，被告一边是中国的“高干”，确切地说，是中国的高干李鸿章先生的身边工作人员（那时叫仆人），领导身边的人，自然也自以为是领导，平时横惯了，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原告一边是中国的“海归”，确切地说是“二海归”，此人没留过学放过洋，但入了洋教，多少沾了点转弯抹角的海外关系，便有了与洋人称兄道弟的本钱，如今洋兄弟的枪炮在北京城给洋教徒们撑着腰，便也不大买李办的面子，要给以前丢的面子找回场子。

　　“二海归”向澳军法官控诉，说李办的这个“异教徒”家伙仗着后台硬，以前总以权欺他。而那当了被告的李办工作人员，则大声叫冤，反诉这位基督徒利用西方势力敲诈他。

　　澳洲军官倒也爽快，来个葫芦僧智断葫芦案，快刀斩乱麻，认为两造都很明显地在撒谎，最后下令把原被告都拉出去，每人各抽五十鞭。

　　随军记者对这各抽五十鞭做了精辟的解释：鞭打李鸿章身边工作人员，是要让他知道，变天了，他的领导（主子）现在保护不了他；而鞭打基督徒，则是要告诫他，不可靠着洋招幌胡作非为，甚至滥用信仰牟取私利。

　　那位李办人员被打后，很高兴地给澳洲军官磕了三个响头，原来，他以为自己得罪了教徒，此番落到西方反华势力手里，人家主内兄弟四海一家，和尚不亲帽儿亲，没准就被当作义和团处决了。

　　对于义和团动乱的起源，西方学界早已不再简单地归咎于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的颟顸和顽固，而认识到：西方教会为扩大势力，利用西方人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插手世俗生活，百般庇护教徒，在这样的现实利益诱惑下，向西方靠拢、披上教徒的外衣，便成了中国社会中大量地痞流氓的新装备，口称“阿门”便成了有靠山的表现，这激发了广泛的所谓“教案”（民教冲突），最终爆发为全社会各阶层的集体癫狂。

　　其实，归根到底，只要有权益的级差存在，就一定有投机的行为，区别只在于三十年前河东、三十年后河西。义和团得势的时候，满街都缠着红布头，弄得偌大北京城红布居然脱销；到了洋人得势后，老外们都注意到，满大街挂的最多的就是日本旗，西方人还以为日本人同文同种受欢迎，其实，一是日本人心细，从本土除了运枪运炮过来外，还运了好多旗子，做足了造势的准备：二是东洋旗子好弄，盗版难度几乎为零，找块白布中间画个红心，就成了顺民的标志，如同关公秦琼般，给咱老百姓把门辟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