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宋已经是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

　　但吴景平在研究中却发现，宋子文的功过是非被简单化了。那时候褒贬历史人物，史学界喜欢用10分法，政治划线，干一件好事，加一分；做一件坏事，减一分。最后像写学生鉴定一样给这个人物盖棺评价，花个黑白脸。对于宋子文，便是这样，他对历史起过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用，但同时在一定时期里他也有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但后者，在简单的分类中却被日益湮没了。

　　后来，吴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中特别讨论了宋，写了一本《宋子文评传》。在这本书里，吴为人们展现了另一个层面的宋子文，一个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一个对近代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这其中任何一条拿出来，在当时都足够颠覆。

　　初涉民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是追问就越发现，这种在民国历史中曾经举足轻重，到都来莫名蒸发的人物，竟然如此得多。这些人物在历史教科书里既没有本纪，也没有世家、列传，即使是奸佞传也是那么脸谱化的寥寥几人。

　　民国那些人

　　当时，陈红民和吴景平都还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学生，他们对于民国史的追问，起于个人无法忘却的纪念，但对于整个民国年间的生活形态却只是管中窥豹。

　　那几年，历史学界对于民国人物的兴趣也开始了，宋平出了《蒋介石生平》，耿云志写了《胡适研究论稿》，这一文一武两个民国人物，掀起了学界民国人物的研究热潮。一个是政界反动派的头子；一个是文化领域的大右；两者都是当时反面到极点的代表，他们被历史学者再度摆到案头，评价开始物极必反。

　　变化还只停留在历史研究界。而在社会上，那几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上海滩》里的恩怨情仇和许文强的儿女情长。1984年，这部香港电视剧在内地播出，唤起了人们对于民国时期上海滩往事的追问。

　　到了90年代初，社会上民国文化大热，上海滩已经走出黑道人物的恩怨情仇，成了张爱玲的女人世界和张资平的三角恋了。人们发现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不是鲁迅竟然是二张了。前者让人们看到了汉奸胡兰成，后者更让人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大多数上海文人的生活。这让很多读者感觉不好受，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两个作家，一个爱上了汉奸，另一个竟然也是汉奸。而在北京，文化圈也是胡适和周作人的热潮，两个大右派，让人们欲罢不能。

　　那几年，文化界关于这些人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越讨论越热闹，一批民国文化人物相继浮出水面。从胡适到陈寅恪，到钱穆、到梁漱溟等等等等，每个人物头上的帽子都不简单，而学问更不简单，但这些之前在社会的认知上几乎都是空白。

　　新世纪，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公开，再一次热潮拉开了，这一回又回到了政治。

　　张学良口述档案的公开，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复杂——西安事变原来“是被逼出来的！”。这句话事实上是一九八九年，张学良在89岁大寿时对受访者说的，后来被收入哥大的历史档案。时值西安事变60周年，此前张除了在其忏悔录里，对于西安事变始终是三缄其口。

　　这段谈话直至2001年10月28日才在台湾《联合报》率先刊出，后来新华社予以转载。如果不是口述历史的公开，人们还一直以为全民抗日的新局面是张学良主动逼迫出来的呢。

　　在口述中，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中的角色。原来，起决定不抵抗作用的还是张学良，是他不抵抗的。

　　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他有个人利益的，他并不是当初宣传的那样纯粹出于爱国的热情。用民国史专家杨奎松的研究说，在西安事变中张如果按照蒋的政策和共产党打下去，东北军将难以保全。而整个事件里，蒋介石也是有个人的利益，蒋张之间碰撞，说白了也是互相利益的摩擦。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以往的认识，凡是坏的都扣在蒋介石头上，凡是好的都戴给张学良，而且还传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社会上比较习惯的传说式，张那里真有蒋介石的一张手令，明令九一八不抵抗。而且还说后来于凤至带到美国放在保险箱里，如果蒋介石对张学良动手就把手令公开，说为什么蒋杀了杨虎城，单单不杀张学良就是因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