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这是周恩来解决复杂问题、做出重大决策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对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经过比较、计算，认为一举两得，对国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可以多得粮食，增加外汇。第二，进口小麦供应京、津、沪、辽，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并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第三，海运费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国内地运粮到沿海大城市，运费高；通过海运进口小麦供应沿海大城市，既可以节约运费，又可以缓解内地运输紧张状况。周恩来在1967年10月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

　　通过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取得了一举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年至1976年小麦、大米等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管经济就要会算账”

　　1951年1月，新疆发生牛羊口蹄疫，西北军政委员会于24日电请政务院向苏联订购防疫药品吉阿林3吨。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出口科科长陆红在接到有关这件事情的电话通知后，就向有关部门查询这份电报。但因政务院已经把电报直接批给外交部，所以没有查到，陆红因为感到事关紧要，经请示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电报。在抄电文时，陆红将“3吨”误抄为“300吨”，并即按此数向苏联商务代表处提出订货。1951年2月至3月，这项药品300吨全部运到新疆，这样就比原来需要量多买了297吨。虽然这种药品可逐年使用，但因差错太大，积压资金合计人民币40多亿元(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造成国家资产的严重浪费。

　　这一浪费事件发生后，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51年10月26日向政务院做了书面报告。11月5日，周恩来将此事批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处理，并批示：“应加重处分，同时，应规定财经各部门凡属支付、订购和预算数字都须经过复核方得批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决定给陆红记大过一次，给贸易部领导干部以批评处分。规定：今后财政经济各部门在书写支付、定购、预算及其他有关数字时，都要写清楚，并且要经过复核、校对等手续才能批发。

　　财政部原部长戎子和回忆道：“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

　　有时，专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汇报工作中或送报表时，往往搞错了百分比或搞错了绝对数，周恩来则及时予以纠正。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稿时，发现工作人员统计的数字算重了一个人头，总共应该是52，而不是53。于是，他问相关人员：“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一下子就把工作人员问愣了。他批评道：“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在为与苏联政府谈判准备的材料中，林业方面有几个数字有差错。周恩来发现后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

　　1959年8月，周恩来审查修改即将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稿。在附在报告稿中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里，他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他对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的有关同志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同志仍然记着周总理亲自用笔计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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