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其不意地通过700年与100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尴尬至极。这时，会谈席上的印度副总统情不自禁钦佩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某年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请记者们提问。这时，记者席上的一个西方记者站起来，抢先向周恩来发问：“总理先生，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如此的提问实质上是在讥笑中国贫穷。面对这种猝不及防的难题，只见周恩来略作思忖，然后不卑不亢，机智幽默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嘛……有18元8角8分。”

　　这一回答使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记者瞪起迷惑的眼睛，静候周恩来做出解释。

　　周恩来镇定自若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他略微停顿一下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信用卓著，币值稳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周恩来这一席彰显智慧的话掷地有声，顿时在场内激起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机智、爱国、伟大！”这名外国记者在心里叹服道：“这就是周恩来！”

　　比较具体经济指标以调整政策

　　周恩来还经常通过算账，运用具体经济指标的中外比较，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强调发展中外经济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1957年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日本港湾城市市长访华团。在交谈时，周恩来说：“日本9000万人口，却生产1100万吨钢，700多万吨化肥；我们6亿人口现在只有520万吨钢，才产50多万吨化肥。日本每町步(1町步约合0.99公顷――编者注)地产粮6吨多，我们才产2.2吨，日本是我们的3倍。你们的工业和农业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

　　1959年2月12日，周恩来接见安井郁、岩井章等日本客人时，把中日两国的国土面积与铁路长度进行了比较，说明了日本铁路发达和中国铁路落后。然后，他说：“凡是外国朋友，只要把中国的人口和产量、产值、铁路长度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中国还很落后。单独算产值觉得很大，可是按人口一分，就显得不多了。”

　　1963年6月30日，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倡导要搞生产上的“五好”，即品种多、质量高、成本低、消耗定额少、劳动生产率高。他说：“鞍钢有十三四万人，人太多，就不能说太好。英国一个300万吨炼钢厂只有2万工人，这个劳动定额多高呀，如果我们把它学来，就可以促进我们冶金工业的大发展。”同年12月，周恩来访问摩洛哥期间参观了一座由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他通过数字比较，深有感触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苏联帮我们在兰州建了一座与此厂生产能力相等的炼油厂，职工多达6000人，而这个厂包括技训班在内，总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力浪费何等惊人。”回国后，他很快指示石油部派技术专家去摩洛哥考察了那座炼油厂。他还亲自向大庆炼油厂介绍了这家炼油厂的情况。

　　1973年9月13日，周恩来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对中法经济水平进行了比较。他说：“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和你们比，我们少得多。你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接近3000到4000美元。我们是300美元多点，你们十倍于我们。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21世纪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

　　在对外贸易的计算中，周恩来也十分重视比较利益。粮食不同品种的以出养进是其例证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5年，我国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周恩来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去，同他们一起研究，特别是同他们一道对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和小麦价格进行了对比计算。当时，1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出口1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1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大抵平衡。周恩来果断地提出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以出养进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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