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3日，周恩来说：“在农业耕地上，我们搞工业，搞一个工厂，常常占很多平坝子。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所以影响了农业。”

　　1962年1月8日，周恩来又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十分之一，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教训。”同年2月7日，他说：“12年来，为了搞基本建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亿亩以上。而12年来，开荒不过1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亿多亩的好耕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63年，周恩来在论及我国的资源问题时，再次极富远见地说：“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将来要扩大到20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10亿左右了。这一点，美国和苏联的条件都比我们好，美国有30亿亩耕地，苏联也有将近30亿亩，甚至印度的耕地也比我们多。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这是在谆谆告诫大家不仅要节约资源，珍惜和保护资源，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好有限资源，更要从长计议，造福后代。

　　通过算账，周恩来对于每年耕地增减的数字，对于人均耕地的增减数字，对于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与森林覆盖面积的比较，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耕地绝对数与人均占有数的比较，都了如指掌。这为他自觉而坚定地推行保护耕地、珍惜资源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谈到人口问题，周恩来也曾理性地分析说：“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

　　1963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他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

　　1957年6月，周恩来又说：“这几年来人口的增长主要的还是汉族，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不大。所以，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

　　可见，此时周恩来已经敏锐地预测到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会严重影响国力增强，教育大家要注意计划生育，要着眼长远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注重人口质量问题，着力提高全民素质。周恩来通过算账，不仅用人多地少的比较数字，而且用生产和消费的比较数字来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数据报表中密密麻麻的手迹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尤其是粮食紧缺。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时常要为各省市粮食的分配、调运、贮存的事情工作到凌晨，成了名副其实的“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每次谈话一般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现存的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有周恩来的笔迹994处，仅《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这些珍贵的报表史料，极其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他真正达到了呕心沥血、兢兢业业的非凡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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