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1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时，周恩来曾形象地说：“消费是减除，生产是加乘，说起来也简单，但执行起来不容易。”

　　1959年5月31日，周恩来在天津接见前来辞行的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拉加卜时，对这一观点做出进一步阐述：“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产――用除法，分摊到每个人的就不多，而消费――用乘法，全面总消费就多了。例如粮食，虽然增产很多，但每人还不到600公斤。去年养猪18000万头，但平均3个多人，差不多4个人才有1头猪；而且中国的猪平均每头只有30公斤，每个人平均只有8公斤猪肉。每人不到600公斤粮食，只8公斤肉，从国际水平来说，这样的水平是很低的，从而生活水平也低了。虽然生产成倍地增长，但因为底子薄、人口多，算起来就不多了。所以，消费还应有一定的限度，而这还不是一两个跃进年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近乎拉家常的谈话，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理，根据中国的国情，运用加减乘除法，同外国大使讲中国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当时实行的脱离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公共食堂消费方式的否定。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也对当时的生产和消费算了一笔账。他说：“生产方面是全民办企业，它都占有了器材，国家尽管生产了很多器材，比前几年加倍地增长，不能算少，可是拿65000万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钢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没有多少！所以，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它就把材料占有了，就使得原有企业，大企业倒反而感到不够。消费方面也是一样，粮食翻了一番，不错，可是平均到每人，拿65000万人一除有多少呢？不过600公斤嘛。这里面要吃的，要饲料，要留种子，还要出口。分到每人一点不算多，可多吃一点再拿65000万一乘，数目就很大。”

　　周恩来有理有据、条理分明的一席话令人信服，也深深吸引着听众，整个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所有的人都进入了周恩来的运算思路之中。大家想：像“大跃进”那样全民办企业，只能造成原材料紧张和经济效益低下。在人口多而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人均消费水平不可能高。

　　接着，周恩来又针对公共食堂的消费方式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剂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4000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5000万一乘，数目就大了。”

　　周恩来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通过算账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这一不可取的做法。

　　用减法与加法来说明“资源和人口”

　　周恩来不仅善于从一组组直白鲜明的数字中，敏锐地看出存在的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并且还非常注重用这些具体数字教育人民。

　　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中国建设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6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16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3亩。城市人口不算，3亩多一点。”他认为，以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人口，来建设工业，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对“大跃进”运动中，大办工业滥占耕地，周恩来多次引为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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