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春夏之交，民间对西方的普遍仇恨经执政者的诱导，裂变为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大劫难，中国的失败毫无悬念。

　　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中国被迫全面对外开放，民族工商业者在经济战场上摸索出一套抗战方略，颇具中国特色。他们将原来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员的“联合抵制”方式，引进到对外商战中，建立行会，订立攻守同盟，并对违反者实行全行业的经济制裁，以应对在法律等各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洋商。上海丝绸同业章程就规定:“倘有洋行不遵守本公所定章,可将行名注销,以后各同业均不准与其交易;倘有不顾大义,依旧暗图贪做,一经查出,照成交之银数议罚三成以充公所经费。”

　　在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国工商业者用自己手中的购买力作为“保家”（尚谈不上“卫国”）的武器。

　　中国第一次赋予抵制外货以强烈的政治诉求，并非针对日本，而是针对美国。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1905年，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行动。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山基时报》等，都纷纷刊登报道，怀疑是日本人为争夺中国市场，在幕后鼓动中国抵制美货，美国报纸因此惊呼要警惕“黄祸”，日本驻美外交官则不得不在报端辟谣，声称日本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到开放比闭关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驻华公使田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坚决反对片面强调该运动的商业因素，田贝认为不能“忽略了中国目前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希望从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

　　在中国民意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指示美国移民官员，要“更为灵活”地执行排华法案，而美国政府则批准中国人可在苛刻的审查后进入并定居美国。

　　在这一“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后，中国对洋货、尤其是日货的抵制，便成为一种经济包装下的民间政治表达形式，“国民外交”之外，更成为“国民参政”的特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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