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做《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什么呢？今天叫做“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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