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人这样写过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近百名专业各异的执笔者，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记者，本色地记录了自1900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100个最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多灾”。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自然界充满动荡、充满异象的舞台。它由西向东，呈三级巨大的台阶。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为高原所屏障，一面濒临大海，纵贯寒带、温带和热带。大陆区地势的剧烈起伏，大气环流极地高压与副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海温的巨变，还有地球超长时段冷暖变化对它的制约(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气温经历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后暖的两度冷暖变化)，这一切使中国的气象灾害与海洋灾害频繁发生。

　　中国大陆处于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交汇部位，现代地壳活动剧烈，又使得中国地震与地质灾害突出严重。在人类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20世纪，人类活动正日益成为全球自然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中纬度地带的气候暖干化、滨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与海面上升，森林过伐与不适当的土地利用对地表过程的不良影响，大规模水资源开发及水污染等，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纪中国区域显得特别严重。

　　20世纪，中国的人口从4亿激增至12亿以上。同步增长的，是旱灾、水灾、海岸侵蚀、风暴潮、盐水入侵、土壤侵蚀、风沙活动与沙漠化、土地退化、冻土融化、冰川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在这本书中，20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变”，与政治、宗教、外交的纷争，与义和团、八国联军并存的是“1900年华北大旱”。清王朝行将崩溃前的历史，被生动记录的不是“立宪”的难产、“革命”的胎动，而是震惊了世界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

　　在本书中展示的“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画卷，突现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广东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这里留下了“1969年渤海湾冰封”、“1969年汕头台风”、“1972年华北大旱”、“1975年驻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强震活跃期)……等一个又一个自然与“人祸”叠加的灾难。这里表达了一种观念：历史是多元的；它不仅是一代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具有更多的侧面、更为复杂纷繁的内涵。

　　这部“灾难史”是一个尝试；它试图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不仅仅是一块主权意义上的“领土”，更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中国，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个有着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岛屿的广袤的自然区域。在地球——太阳系的51亿年历史面前，人类的全部演化史仅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测的能量与质量面前，人类轻若纤埃。人类是在自然界变化的框架之内，一幕幕上演着他们的争斗。

　　地球巨大的变动，至深且巨地制约着影响着人类的种种悲喜剧。自然变化的历史，和它所影响下的人类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融合一体，构成了真正的“大历史”。无疑，这比我们人类以往能够解读的历史更为真实。在这里，对自然界冲突变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类在自然灾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脚注——有时被当做“政治法庭”随意传讯的“证人”，以证明某优某劣；有时又蓄意杜撰出、夸张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类自己对同类犯下的罪孽。

　　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决定把从199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1989年，第44届联大又通过《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本书是一批中国科学家、作家、记者对这项全球活动的志愿参与。为了远离灾难，他们走近灾难，留下了20世纪中国人与地球相守相伴又相煎相残的百年长卷。他们将它传递给生存在第21个世纪的人类。21世纪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宁静。他们将更智慧而不是更蒙昧，更自然而不是更“异化”，更温和宽容而不是更会自相残杀，对自己的母亲地球，将有更多的孝子之心而不是更会索取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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