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国内和苏联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共同完成的。

　　它不但对北京城市的规模、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做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建国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现实问题，中央当然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1950年6月，建国刚刚半年的新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了台湾海峡。浓烈的火药味，包围着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战备理所应当地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因素。

　　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对地铁的战备功用深有体会。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避弹掩体，更成为了苏军的战时指挥部。

　　开战不久，苏军总参谋部就迁入地铁“白俄罗斯”车站，并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最危急的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指挥部也迁入“基洛夫地铁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涌入地铁，无论有无警报，他们每晚都到那里过夜。地铁的战备功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这无疑给了新中国领导人们很大启发。

　　然而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这一年，原本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工程师谢仁德,正准备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可出乎意料的是,组织上却把他调到了北京参与地铁筹建。这位曾经与茅以升共事过的老工程师十分诧异,那时他对于地铁的认识仅限于知道那是一种在地下行驶的机车。如何修建,毫不了解。

　　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北京市委在1954年10月报送中央的报告中请求“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

　　两年后，在国务院的安排下，由5人组成的苏联专家组来到北京。专家组组长是莫斯科地铁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参加过1931年莫斯科地铁建设。

　　同那一时期来华的众多苏联专家一样，他们不但带来了大量莫斯科地铁的详尽技术资料和丰富经验，甚至还为中国的技术人员作了多次扫盲性质的地铁技术讲座。

　　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同时，专家们还参与了拟定北京地铁远景规划方案和地铁工程的线路选择、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在苏联专家带来苏联地铁范本的同时，大量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1953年到1960年之间，被送往苏联学习地下铁道工程的中国学生陆陆续续有几千人。他们从规划设计到工程施工等各个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技术。回国后，他们带着从苏联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充实到与地铁有关的各个领域，在发展自主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带回了深刻的苏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