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终会成为中国人民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是西方政治家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熊向晖先生《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一文(载中央党史出版社《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真实地披露了毛泽东与蒙帅之间的交谈，以及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带有谋略的考虑。这刚好说明了西方大国此时的一种动态。

　　蒙帅和毛泽东的这次会谈是在1961年9月。当时，对中国人说来,毛泽东的回答,即他的继承人“很清楚，是刘少奇”，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实际主持着党和政府的工作。此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还不太愿意考虑毛主席的继承人问题，因为大家对他无比崇拜,相信他能长久领导新中国前进，那个时候怎么会有“百年”问题呢？即使有,大家也不情愿去想。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各地访问时，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而得到的回答无例外是“毛泽东”，就表明当时中国人这样一种“唯一”的心态。

　　但在西方人看来,毛的“继承人”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这恰好和中国形成了对照。首先,1963年之后，毛泽东已满70岁。对西方人说来，这是一个生理界限。70岁的人绝对是老人了；其次,从各种不能确定的消息来源中他们得知，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六十年代初的某个时候甚至得过“中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好战”，是极端的“左翼”势力，对西方国家已构成愈来愈大的威胁。特别是在苏联向西方抛出“缓和”的橄榄枝之后，他们越加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关注起来。因而理所当然地，他们希望知道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不仅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英国政界意图的蒙哥马利,利用来华机会着意探询“继承人”问题,美国的情报部门更是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笔者在美国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研究期间，就曾见到不少记录有关这类事情的档案。其中最完整的，是中央情报局写于1964年3月19日的一份“情报备忘录”，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继承问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运行程序，这类报告首先是送总统参阅的，为总统提供最新情报动态，并给出中情局自己的判断。因此它是密级很高、具有权威性的文件。

　　文件导语首先肯定了下述几个看法：1.目前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所有人员都属于第一代的革命者。在政治局的18个人中间,年纪在60到70岁的占了绝大多数，而毛泽东本人已经在1963年12月度过了他70岁生日；2.没有人在威望和权威方面超过毛泽东，因而目前中共的最高核心是基本稳定的；3.毛泽东所认定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而刘和毛同属第一代；4.在中共的第二代中谁将可能成为毛的继承人,目前还一无所知。所谓第二代，是指现年40至50岁,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担任中下级职务的官员。据估计，这样一个群体的数量在800人左右。

　　在熊向晖先生的文章里,曾记录蒙哥马利元帅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刘少奇是毛的继承人以后，接着向毛提出第二个问题：“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这时很潇洒地回答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这实际上给西方急于知道答案的人们出了一个谜。据1997年出版的麦克法夸尔教授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披露，蒙帅出访中国前，正是书中作者建议元帅向毛提出继承人问题,特别是关于刘的后续继承人问题的。不管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出于学术兴趣还是别的什么目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刘地位的了解，和他们对刘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班干部人问题的极大兴趣。

　　不过，中情局的分析家们与蒙哥马利元帅不同。后者在同毛泽东的谈话里，举出了西方大国老一代领袖在选定自己接班人时的种种顾虑，说明他们面对着选择的困难。而前者认为，像中国和苏联这些共产党国家,在挑选接班人时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如中情局文件所说，尽管中共目前解决自身接班人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在老一代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后，新一代的继任人是否能继续保持革命精神，这是老一代人最为关注也最难以确定的——因为有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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