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入秋，蒋介石面对国统区金融危机和濒于崩溃的经济现状，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施所谓“经济改革”，企图倚靠行政手段管制经济，扼制危机。
这个“经济改革”，是蒋介石稳定其后方的孤注一掷，因此他特派长子蒋经国任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赴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做经济管制的监督人。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等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将之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经国对此艰难时世看得很清楚，但国民党政府命运系于此番改革的成败，父亲把他推到了第一线，显然是寄予厚望，他必须干得漂亮些，他个人的前程也与此相连。总之，他已骑上了虎背，干到底是唯一选择。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从蒋经国日记上的这些文字看，他并不灰颓，倒有几分踌躇满志。
贾亦斌得知消息很晚，对自抗战结束后就在一起共事的同僚，蒋经国说：“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反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
“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贾亦斌不无忧虑。“只需四五千万美金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蒋经国说得好像很有把握。
尽管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贾亦斌也希望经济改革的实施，能使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得到惩治，物价得到平抑，让在通货膨胀煎熬中的民众稍得缓解。他握着蒋经国的手，由衷地说了八个字：“秉公执法，早日成功！”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办公室，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法令条例要求：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舆论宣传的作用，向来为蒋经国重视。他亲自撰文刊诸报章，宣称“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他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自相标榜。为了昭明他绝不向显宦豪门退让，他提出了“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并称“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为了排除干扰，实施管制，蒋经国把赣南系、青干校及青年军的干部调集上海，王升、李焕、江国栋等都到了蒋经国身边。蒋经国还调来了胡轨总管的“戡乱建国总队”下属的第六大队，扩编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专司执法。他还抽调了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个经济研究小组，应对经济问题。可见为此之殚精竭思。
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都被一一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声色俱厉，甚至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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