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彤岩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朋友。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曾经透露，吕彤岩是她的婚姻介绍人。“文革”期间，刚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吕彤岩，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当医生，恰好距离邓榕居住的村子5里路。她们早在北京时就熟悉，此次异乡相遇，自然经常来往。有一次，聊着她们在北京的熟人时，吕彤岩说她认识一个叫贺平的人，一定和邓榕合得来。在吕彤岩的“生拉硬扯”之下，贺平和邓榕通上了信，并最终喜结连理。
1996年，我托吕彤岩办一件事：请她的父亲在其著作上为我签名留念。她的父亲就是开国上将吕正操。不久，吕彤岩回过话来：签名可以，但要上门来取，不但要上门来取，还要“交费”。
“交什么费？”我好奇地问。
“当然是书费，”吕彤岩先卖个关子，然后说，“父亲想让你来和他谈谈国际形势。”
这一年6月份的一天，我应邀来到吕正操的家中。此时的吕正操已经年过90，但他还是亲自起身迎我。之后，他半倚在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说：“先说说国际形势吧。”
接下来，我先介绍了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之后又介绍了台海局势，吕正操听得很仔细。最后，吕正操说：“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武力。”整个过程中，虽然是我主要说，他主要听，但我们的交谈既不像上级考下级那样严肃，也不像论文答辩一样宏论滔滔，倒更像是忘年之交的娓娓闲谈。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吕正操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你满足了我的要求，现在该我满足你的要求了。”说着，他在一本《吕正操回忆录》上签了名。
这次接触，使我对吕正操从仰慕变成相识。此后，我还数次登门拜访，特别是近年来，差不多每年夏天我都会到北戴河看望他老人家。他虽然已经年过百岁，但仍然头脑清晰，和我们打招呼，并不时闲谈几句。
2005年1月4日，是吕正操的百岁华诞。共和国开国上将共有57人（其中两人分别是1956、1958年授上将的），吕正操是第一个百岁上将。为纪念吕正操的百岁华诞，解放军出版社将《吕正操回忆录》重新再版。与旧版相比，新版增加了建国后的部分。吕正操曾经说他一辈子做了三件事：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新版《吕正操回忆录》就用了两章篇幅，记述吕正操主管铁路工作的往事。至于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新版《吕正操回忆录》最后一章：重会张学良。
众所周知，吕正操是张学良的旧部，曾经担任张学良秘书，关系笃厚。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曾对吕正操等人说“三天就回来”，谁也没料到，这一去竟长达半个多世纪。1991年3月，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得以赴美，与吕正操重会的机会逐渐成熟。
1991年5月23日，带着党中央对张学良的问候，吕正操以私人身份踏上了赴美的航班。1991年5月29日，吕正操终于见到了张学良，细算下来，他们分别了恰好54年5个月零4天，双“五四”。当天谈了一上午，第二天下午又谈了3个多小时。第二次交谈时，只有张学良和吕正操两个人。此时，吕正操拿出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委托，热诚欢迎张学良方便时候回家乡看看。由于眼花，张学良几乎把眼睛贴在信上，一字一句地认真看完了全信，他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不久，张学良亲笔复信邓颖超，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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